全世界的手机大多数都是在中国生产，可是在中国生产的苹果手机的利润，美国拿到49%，日本拿到30%，韩国拿到11%，剩下我们有多少呢？3.63%。

与中国同等收入水平的国家用于医疗卫生、社会保障、教育三方面支出占政府总支出的比重约为50%左右。我国商业性个人住房贷款从1997年的190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近2.6万亿元，再增加到2013年的9万亿元，同时汽车等其他大额商品的消费贷款也快速增长，由于网购技术的快速发展，消费环境也日益便利化。

而2011年美国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达到70%，比中国高出一倍以上。大力推进住房、医疗、养老等福利保障制度改革，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提高保障水平，消除居民消费的后顾之忧。消费信贷越发达，消费技术水平越高，消费场所越多越便利，消费水平就越高。着力推进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政府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先降后升，2005 年为20.5%，与1992 年接近。

而中国十一五期间社会保障支出占政府财政支出比重仅10%左右，加上教育也没有超过20%。但是，扩大消费之路并不平坦，效果也非理想。因此可以认定2007-2008年中国股市已经发生危机，并且至今未能从危机的阴影中走出来。

因此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下跌仍可能对银行体系造成冲击。人民币作为国际储备货币要求本土具有规模庞大、流动性充分、安全性成长性良好资本市场体系，以满足各国央行和全球资产组合投资者对储备资产和流动性的需求。因此，可供选择的战略举措是大力发展政府债券市场，通过政府加杠杆来撬动新兴产业发展，为居民储蓄创造稳健的长期投资渠道。另一方面，政府也通过存贷款高利差补贴等多项政策帮助国有商业银行消化不良资产，增加资本金。

以上分析表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与过剩产能带来的企业（包括部分地方政府）资产负债表的恶化是中国爆发银行危机的最大威胁。尽管房地产开发贷款和居民住宅抵押贷款合计仅占银行信贷20%左右，但包括制造业和政府以房地产作抵押的贷款在内的比重则高得多。

中国资本账户尚未完全开放，而且官方外汇储备接近4万亿美元，因此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爆发货币危机的可能性很低。从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的资产负债结构看，目前传统企业和商业银行是高杠杆风险集聚部门。第二，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原则，加快新兴支柱产业的培育。因此，是否继续提供融资很大程度上取决企业所处行业以及企业的行业地位。

另一方面政府借助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和本土股票市场拓宽国有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股权融资渠道，为商业银行的信贷扩张与国有企业固定资产投资的扩张，从而为下一轮经济增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金融服务的提供或者金融产品的交易，本质上是各种借贷和委托代理合约的签署和执行。其次，制造业产能严重过剩（IMF的测算的2011年产能平均利用率为60%。当前中国银行体系面临较为严重的系统性风险。

发展国债市场的核心是中国中央政府需要实现观念的现代化。不成熟的金融改革开放举措也不能在特定空间区域推进。

只有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才能有效增加总需求，并通过乘数效应帮助国民经济走出危机。就中国的房地产市场而言，中国已走过房地产泡沫快速膨胀的前半程。

房地产价格十余年上涨了5-6倍。有助于引入地方政府间优胜劣汰的良性竞争机制。国有银行经过不良资产剥离、存贷款利差补贴、央行再贷款、财政注资、外汇储备注资和引进战略投资者等举措，也完成了资产重组和上市融资的全过程，2006年银行业整体稳健指标已达到国际水平。2000年中国的GDP不到10万亿元，2012年已达52万亿元。最后，15年前房地产业刚刚起步，其经济增长的支柱作用不断增强。因此，淘汰落后产能，加快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转型的过程也是银行不良资产大规模暴露的过程。

本文将分析中国政府反危机的历史经验，并探讨当前政府面临的现实困难及其反危机的政策选项。政府急需为国有银行紧急注资并修复其不平衡的资产负债表。

实现效率与平等的优化组合。实现过程的渐进、可控和有序。

因此政府的货币、信贷政策要在反危机和挤泡沫两者间取得双重效果，必须坚持金融为实体经济服务，政府需要在创造更多就业岗位和增强长期增长能力的领域培育新兴产业和新的产业投资机会。1987年到1995年间，公共部门的平均赤字占GDP的比率为11.16%，其中三分之二来自银行部门的融资。

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再平衡压力导致美欧市场收缩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中国出口市场进一步扩展的空间已极为有限。反危机的核心在于运用政府信用重启市场的信心和信用。有助于推进国退民进的产权制度改革。此后经历小幅反弹后再度沉寂，一直徘徊在2000点左右。

一方面是从银行不良资产的源头着手，推进亏损国有企业的"民营化"和大型国企的股份制改制和上市融资。实际上1997-2006年间中央政府采取了可称为"围魏救赵"的"股票市场功能财政化"政策（详见潘英丽、胡永泰、杰弗里·萨克斯、钱军辉主编：《十字路口的金融体系：国际经验与中国选择》一书）。

促进经济增长也需要解决银行资不抵债问题以促进其融资功能的恢复。后者允许银行贷款暂时不坏账，但却积累着更大的违约风险。

目前中央银行90%以上的基本货币投放依赖外汇占款渠道，随着贸易平衡和人民币国际化战略的推进，央行货币政策需要国债市场提供操作平台，需要国债市场完善收益率曲线，为市场化利率提供基准。政府通过发行额度管理限制股票供给量，以此抬高发行市盈率，降低股权融资成本。

投资者信心崩溃后始终没有得到恢复，股票市场资金融通和资本配置的功能也近乎瘫痪。正如克强总理指出的那样，防范危机的政策必须同时有利于中国经济金融转型和可持续发展，而"不能把今天的垫脚石变成明天的绊脚石"。但是现实是低利率或宽松货币供给导致金融机构和财富管理机构将更多货币、信贷甚至实业资本投入金融资产或另类投资领域，期望跑赢通货膨胀。首先，中国经济体量已大，出口市场份额已高，全球经济再平衡给中国的反危机政策带来巨大压力。

无论是房价收入比还是租金利息比这些全球通行的指标来看，都已存在很大泡沫。银行危机又称金融恐慌或信用危机，是指企业或金融机构的违约行为导致严重的信用支付困难。

如果属于过剩产业的落后产能必须加快淘汰过程，坚持长痛不如短痛的去杠杆过程有利于促进产业升级和转型。当企业面临借新债还旧债的财务困境时，防风险与去杠杆之间存在直接冲突。

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国尚未形成现代意义上的金融体系，政府通过农产品统购统销政策和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政策将农村剩余转移到国有工业部门，形成了工业化战略的国家资本积累。有助于确立政府的市场信誉，规范政府的投融资行为，增强其透明度，引入市场监督机制。